距今5000年前后，良渚先民用城墻定義文明的高度；如今，雄安新區(qū)用數字孿生技術構建未來之城，杭州城市大腦以算法優(yōu)化人文生態(tài)……全球超80%的國內生產總值產生于城市，最先進的生產力誕生于城市，人工智能在城市實驗室里飛速迭代，城市從未像今天這樣成為文明巨變的核心引擎。如何讓歷史文脈更有效地浸潤城市生活，讓文化更好地引領城市發(fā)展？如何讓城市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(tài)的策源地？今天的中國正在回答這個問題。

一、歷史文脈是構建城市文明的重要基礎

文脈就是“人脈”，人是文脈的主體。文脈顯現在古城、古鎮(zhèn)、古街、古巷，更扎根于每個人的內心。歷史文脈有多樣性，不僅指古建筑、博物館；也有過程性，更多綿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，生活在繼續(xù)，文脈就在流傳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(fā)展座談會上指出：“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(xù)性來認識中國，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，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，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。”歷史是過去的現實，現實是將來的歷史，“日新者，久而無窮”，只有那些日日更新的事物，才能長久存在。因此，在今天這個數字化時代，歷史文脈的賡續(xù)不是對古老文化的簡單“數字化保鮮”，而是要通過現代技術手段實現文化基因的轉化和再生。

在從工業(yè)文明向數字文明邁進的時代，文化根脈何以存續(xù)、精神坐標何以傳承，已經成為各地文化實踐的重點。景德鎮(zhèn)陶溪川，元青花紋樣不再只是博物館里的展品，而蝶化為夜間造景的流光溢彩；洛陽應天門遺址，通過全息投影技術實現了文化表達方式的全新變革；長沙的湘繡被“幻化”為動態(tài)光影裝置，通過數字技術讓千年針法復現。這種符號、技術和敘事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，有效推動了傳統(tǒng)文化的創(chuàng)新與傳播，成為城市文明構建的重要基礎。它既非固守文化標本的靜態(tài)保存，亦非追逐技術奇觀的懸浮狂歡，而是通過虛實融合的新形式，讓傳統(tǒng)文化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互動中綻放新的光彩，實現時空的跨越。數字技術不再只是工具，它也是一個可以創(chuàng)生人工世界的裝置，為我們開啟全新的生命體驗；城市也不再只是一個由街道、建筑、人群所構成的可感知的物理空間，同時還是一個由聲音、文字、影像所構筑的意象空間。

城市是人造物，城市空間（尤其是歷史街區(qū)）是不同時代文化層累積淀的產物，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礎上留下印記。保護這些層積結構，就是保護城市身份認同的物質基礎。同時，城市又是一個有機的“生命體”，它的發(fā)展有其連續(xù)性、適應性和生長性，不應被概念化為單一、同質的空間，而應發(fā)展為根據生活和體驗構建起來的多面相場所。歷史文脈的賡續(xù)，也要從靜態(tài)的文化標本，走向流動的城市生活。只有嵌入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，引導民眾與文脈之間深度對話，民眾才能在理解傳統(tǒng)的同時也參與到傳統(tǒng)的新變之中，完成對傳統(tǒng)的傳承和重構。

二、文化遺產是承載文化記憶的核心媒介

當前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，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，特別是隨著經濟科技快速發(fā)展和社會結構深刻變遷，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，歷史很容易被解構、簡化甚至虛無化。文化遺產作為本真性、在場性的物質見證，是抵御歷史斷裂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堅固堡壘，它封存著逝去時代的基因，保護它們，就是保護民族記憶，防止我們成為“失憶的孤兒”。

當我們駐足敦煌壁畫前，那飛天神女的衣袂仿佛仍在流轉；當我們漫步蘇州園林，亭臺水榭間仿佛依舊回響著古人的哲思；當我們觸摸故宮斑駁的宮墻，六百多年的風云變幻仿佛觸手可及。這些文化遺產，絕非冰冷的磚石與褪色的顏料。一件出土青銅器的形制、紋飾、鑄造痕跡乃至埋藏土壤中的微量元素，都攜帶著無法被文獻完全記錄的“原生”信息；秦始皇陵兵馬俑千人千面的生動表情與精良裝備，比任何史書都更直觀地訴說著秦帝國的軍事制度、雕塑技藝與時代精神。這種物質實體攜帶的“沉默的證言”，是重建歷史現場、理解古人“生活世界”的重要入口。登臨長城的體驗，遠非閱讀史書所能替代，有了身體的親歷，抽象的“民族”、“國家”概念就會轉化為一種可感知、可融入的情感經驗；感受一塊良渚玉琮的沁色與磨痕，這種物理接觸可以穿越時間的隧道，讓我們產生與古代匠人“同在”的奇妙通感。

物質即記憶。物質遺存所承載的豐富“記憶”并非冰冷的信息堆砌，當這些記憶被喚醒、解讀、分享，并融入群體的情感體驗與價值認同時，便會升華為具有民族凝聚力的“文化記憶”。文化遺產正是承載“文化記憶”的核心媒介。它通過物質形態(tài)的穩(wěn)定性與象征性，將歷史進行“定型化”存儲，并通過講述、參觀、教育等“連接性實踐”，不斷喚醒、強化和傳遞這些記憶，以塑造和維系一個民族的情感認同。

文化遺產作為面向未來的“文化基因庫”，儲存著特定時空下的社會結構、技術智慧、審美觀念與精神信仰。對它的保護，應理解其作為動態(tài)系統(tǒng)在歷史長河中不斷適應、演化的內在邏輯。如果將文化遺產等同于博物館中恒溫恒濕的展品，是對其生命力的嚴重誤讀。尤其是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，要在動態(tài)傳承中激活文化遺產的生命力；要抵御過度商業(yè)化對歷史肌理的粗暴切割、對社區(qū)原真性的破壞以及對文化空間使用權的壟斷；要打破“小眾化”壁壘，讓社區(qū)、群體、個人在文化遺產的保護、延續(xù)和再創(chuàng)造方面發(fā)揮更重要的作用。

“活態(tài)保存”才能留住城市文化的靈魂。如何為現代城市找“魂”，是一項關乎文明賡續(xù)與未來競爭力的戰(zhàn)略工程。這個“魂”，不在冰冷的規(guī)劃圖紙上，不在喧囂的商業(yè)運作中，而是深藏于街巷老屋的市聲中，流淌在代代相傳的故事里，更銘刻在民族記憶的深處。抵御過度商業(yè)化，才能守護城市獨特的精神坐標；打破“小眾化”壁壘，才能讓文化根脈深植于社區(qū)生活的沃土。當歷史文化不再是冰冷的符號，而是可感、可觸、可參與的活態(tài)存在，文化遺產就真正融入了城市的呼吸與百姓的生活。

三、城市治理要實現文脈、人脈、城脈的內在統(tǒng)一

城市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人的“家”。家的核心是記憶和情感。如何讓記憶與情感參與城市空間的建造，是保護城市文脈的重要方式。要警惕過度擴張、大拆大建對城市記憶的耗損，也要警惕粗暴改造、盲目復古對市民情感的顛覆；讓市場和消費的邏輯來決斷一切的城市治理模式，更不足取?？臻g儲存記憶，記憶衍生感情。美好的城市是可供回憶的、有情的空間，能把空間、時間、記憶和感情勾連在一起。有了情感代入，才能真正詮釋“以人民為中心”的城市要義。因此，城市治理不僅是社會治理，也是美學治理、情感治理。

城市是空間，也是一種生態(tài)，有自己的生命和心性。有人借生物學的概念，形容城市是一種復雜有序的存在，它本身也是一種生命——文化生命。健康的生命既和遺傳、基因有關，也和后天的生活、規(guī)訓有關；同樣，健康的城市既彰顯它的積存、變遷，也呈現它的多樣、豐富。名人故居不僅是歷史建筑，更應是名人故事、生活和精神的涵養(yǎng)地；紀念場所不僅是歷史的“記錄”，也要和周圍的社區(qū)相連，使之“在地化”，和老百姓的生活相關，以激發(fā)他們的情感認同；即便是城市綜合體的打造，也要關注情感、貼近人心，使之成為有美感、有人情味的流動性空間。城市的情感紐帶如同城市的毛細血管，把城市聯結成了一個有機體。不同時期的建筑、不同年代的故事、不同樣態(tài)的文化、不同習性的人群，共同匯聚于一個城市空間，構成了一種多樣化的文明生態(tài)，一種有韻律的城市樂章。

城市治理中所倡導的“繡花功夫”微改造，強調的正是精細、精準、漸進、包容，它是處理復雜歷史空間、平衡多元訴求、實現文化基因傳承的有效路徑。城市是一個典型的復雜系統(tǒng)，它由大量不同主體（居民、商戶、管理者、游客等）組成，主體間相互作用并與環(huán)境不斷互動，整體上呈現出非線性、動態(tài)演化的特征。微改造的理念，就是承認并尊重這種復雜性。它不強求一步到位的藍圖式規(guī)劃，而是通過小尺度、漸進式、參與式的干預，不斷調試和適應，在動態(tài)中尋求最優(yōu)方案。

城市是文明的載體，文脈在此存續(xù)；城市也是人的造物，投射人的心性。讓物理之城與心性之城相互生成、互相內化，是建設現代化人文城市的核心路徑。好的城市，就是一首好的音樂，有音符，有節(jié)奏，有旋律。可以古樸，可以現代；可以回望過去，可以朝向未來；可以歡聚，可以獨處；可以忘我工作，可以悠游自得。文脈之“脈”，是血管，是水流，遍布在各個城市角落；也是情感，是情意，貫注于各種城市意象。抓住記憶、情感這兩根紐帶，讓歷史、美學和情意流動起來，就能創(chuàng)生一種歷史空間、文化空間、生活空間并存的城市生態(tài)，進而實現文脈、人脈、城脈的內在統(tǒng)一。

四、城市這一文明容器的終極目標是文明共生

不少城市在發(fā)展中陷入了一種“失魂”的困境。它們或是為了求新求變而粗暴推倒承載集體記憶的街巷，或是割裂文化遺產與城市生活的有機聯系，或是盲目移植外來文化符號，導致城市面貌同質化、精神內涵空洞化，“保護”與“更新”經常被置于非此即彼的兩端，但保護不應被視為發(fā)展障礙，更新也不能等同于推倒重來。城市更新如同樹木生長，可以修剪枝葉，卻不能連根拔起。任何的激進改造都會破壞城市這一復雜系統(tǒng)的自組織能力，導致記憶斷裂、文化休克。上海對衡山路—復興路歷史文化風貌區(qū)（以下簡稱“衡復風貌區(qū)”）的保護更新，核心策略是“一幢一策”、“一路一方案”，堅持最小干預原則，清理違章搭建、修繕破損立面、加固內部結構、升級廚衛(wèi)設施、改善庭院綠化。同時，通過政策引導，支持符合區(qū)域文化定位的業(yè)態(tài)（如畫廊、設計工作室、特色餐廳、精品酒店等）更新。通過精細化、漸進式的更新，最大程度保留了衡復風貌區(qū)優(yōu)雅的街道尺度、繁茂的梧桐樹蔭、多樣的歷史建筑風格以及濃厚的人文藝術氛圍，使之成為上海最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名片之一。

因此，城市更新中的漸進主義不是無所作為，而是在敬畏中尋求最優(yōu)解；不是拒絕改變，而是拒絕粗暴的斷裂。真正的更新，不是僅僅以新代舊，而是讓舊的生命在新時代的脈絡里繼續(xù)呼吸，讓無形的文化記憶在有形的空間場所中被感知、體驗和傳承；它不是斷裂式的“革命”，而是一種文明的接力。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城市精神彰顯著一個城市的特色風貌。要結合自己的歷史傳承、區(qū)域文化、時代要求，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，對外樹立形象，對內凝聚人心。”廣州永慶坊改造項目，保留了社區(qū)的原有肌理和社會網絡，通過修繕老舊建筑、引入新興業(yè)態(tài)，重塑了街坊生活美學，也激發(fā)了社區(qū)經濟活力；成都綠道項目，構建了一個獨特的生產、生活、生態(tài)的三維空間，充分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；西安“數字長安”項目，通過數字孿生技術再現古長安城的繁華，深化了民眾對一種壯闊文化的參與感、體驗感；深圳以“深圳讀書月”等活動為引領，釋放大量公共文化空間，極大提升了城市人文氣質。這些城市實踐，培育了中國文化在地的內生動力。

在全球文明史的視野下，西方學者曾提出“城市作為增長機器”的理論，而中國的城市實踐正在開拓“城市作為文明容器”的新命題。中國城市發(fā)展不僅關注經濟增長，更注重文化傳承、社會和諧與生態(tài)保護，讓歷史文脈浸潤日常生活，讓城市文明引領人類未來。在全球城市化困于效率與公平的撕裂時，中國實踐要為人類文明提供一種嶄新的城市范式——它盛放的不是資本增殖的欲望，而是文明自洽、精神豐盈、萬物共生的可能。

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意義，就是要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與尊重，倡導和平、發(fā)展、公平、正義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，在推動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創(chuàng)造性轉化和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中，促進不同文明相互尊重、平等對話、和諧共生、共同發(fā)展。這些理念既守護文明根脈的數字主權，又向世界開放共生接口，最終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實現“創(chuàng)造人類文明新形態(tài)”的宏大愿景。這種文明共生的理念，或許正是中國對“世界怎么了、我們怎么辦”這一時代命題的終極回應。（謝有順，作者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，廣東省作家協(xié)會主席）